深夜馬卡龍

重拾睽違已久的烘焙樂趣，下班之後恢復學生身份，捧着筆記疾書，老師看見認真的學生，講解得特別起勁。兩個半小時之內，我試圖喚醒自己日久生疏的手藝，戰戰兢兢地完成十二顆青翠欲滴的寶石，還有兩頁滿滿的心得祕方，最後心滿意足地離開。

離開時才驚覺晚上十點仍在荃灣出沒似乎不是個好主意，尤其居所是在港鐵線的另一頭，更別說翌日鬧鐘如常在五時四十五分響起的惡夢。

雖然睡眠不足，但看見家人大啖美點時的笑容，還有試吃團興高采烈的樣子時，我便精神百倍，繼續甘之如飴地在深夜與我的烤箱談情。

這個暑假要給自己出幾道甜點課，好好把烘焙的感覺抓回來。我希望有那麼一天，可以用美食打動更多的人。

考測之後

我猜少部分的她們一定會來這裏，期待我發表對她們考試表現的看法。嗯，但這裏並不是學校啊，要成績表的話再細心等候幾周好了，請回吧。


從小學一直到大學，每回試後都有一股巨大的空虛感滋生，難以排遣，卻又讓我坐立難安。後來才明白，那是因為自知沒有盡力的歉疚。這不是批評，而是自我認知的過程，或曰反思。總不可能事事完美，能從得失之間了解自己，這才不枉教訓。


懂得文字的樂趣比卷子上的分數重要多了，當興趣出來以後，才會擁有改善不足之處的動力，大家一直都朝這不二法門努力着，不是嗎？那麼，樂趣何處尋呢？我不認為要與別人的肯定掛勾，於我而言，文字的樂趣來自於對美的追尋。難道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找不到文字之美？


好了，看看書聽聽音樂去吧，一切都會好過來的。

六月四日乍雨乍晴

六四當天的早上陽光燦爛得刺眼。不用溫習的我還是拿起了書本躺在牀上細讀。穿透塵埃的陽光打在書頁上，冷氣輕輕作響，如此輕快怡人的周末早上，差點讓我放下了那個擲在華人心中廿七年的沉重歷史包袱。

廿七年前發生的事我難以回溯，何況她們。她們的父母當年應該也不過是中學生，在學校裏編織自己的理想。未幾，電視新聞的畫面出現比電影更駭人的片段，一個國家的政要指揮軍隊和坦克，輾過他們花光心血培養的楝樑，就在廣闊平坦的天安門廣場上，那個每位去北京的旅客必到的觀光地。

現今世代資訊爆炸，身處香港的我們只要隨便在搜尋器一查，有關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便可盡收眼底。自己查閱總比別人轉達更為直接和印象深刻，猶記得當年語文老師曾在課上嘗試把這件事告訴同學，可惜當時大部分的人關心的只是考試範圍，老師無奈的臉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。

許多年過後，香港差點兒複製了這場歷史。雨傘運動讓我們重新關注了六四，可惜最後並沒有改變任何事，除了該年燭光晚會的人數飆升外，就只是滋長了一群港獨份子對中國的仇恨。

六四當天，我合上書本滾下牀後，套了一件白衣服，架上墨鏡，決定自己必須善用這一天。趁着日光過盛，去了前些日子無意中在圖片中看過的景點。那是位於牛頭角和九龍灣之間的一道無人天橋，連接工業區和市區內街。本地導演彭浩翔曾在橋上拍下一幕經典的場口，成為該部港產片裏最讓人心醉的畫面，難怪Google Map也把這道橋命名為「志明與春嬌橋」。這部電影並不算是一部優秀之作，描寫男女曖昧關係的電影它不是第一部，只是影像節奏比較新鮮罷了。

這道行人天橋的外型甚為特別，遠看像一架平卧的飛機。兩旁正大四方的窗口讓置身在內的行人不致焗促，又能欣賞每格不一樣的風景。在橋上我花了不少時間構思取景和拍攝角度，希望拍出讓自己滿意的照片。最後我還是不敵陽光的無情攻擊，匆匆離開，趕往健身房和超市。

其後一陣大雨，卻又在燭光晚會開始前急停。回家的巴士經過維園之時地面略濕，場內只有記者和工作人員，一切整裝待發。我沒有在維園點燃燭光，可是充實地過了一天，把他們犧牲自己所換來的晴天好好的放在心中，踏實地過。

祝君好運

今天是考試前最後一課，不對，這場比試有一個悦耳的名字叫common test。

試前不外乎反覆叮嚀和重申要點，匆忙間幾乎忘了掏出一個個小錦囊送給她們。小錦囊拆開原是一張剪成心型圖案的錦紙，心直口快的J立馬露出歧視肉麻的神色，大概她不知道我要送上的，是一片關心和一紙信心吧。

無他，祝君好運。

楊絳先生（1911-2016）

楊絳先生在上個星期離開了我們，享年一百零四歲。（楊絳先生在生日前去世的，因此尚未滿一百零五歲。）臉書上盡是各方朋友對她的無盡懷念和追捧，報刊上的專欄文字也沒有就此放過；生前歸靜的她，或許早已洞悉身後會產生的巨大迴響，因此早早作出了不驚動任何人的安排，沒想到這份始終如一的低調，最後還是難逃一鬧。

人能活過一個世紀，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社會之中，愈趨普遍；然而文人作家裏面能夠如此長壽的，絕不多見。中國老一輩的文人經歷批鬥勞改、文革傷痕，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足以使他們的餘生蒙上可怖的陰影。楊絳先生和她的丈夫，中國第一才子錢鍾書，兩人正正走過那一段坎坷苦難的年月。柳暗花明以後女兒錢瑗病逝、丈夫緊接離開，隨後的十八年，楊絳先生抱着回憶不悲不喜地走過，直到雙眼合上，當中的驚人意志和過人的沉穩，讓人景仰也讓人心疼。

隨着楊絳先生的離開，她與錢鍾書先生的往事又一次揚起。這對現代才子佳人的故事，沒有腥臊的可歌可泣，有的是清泉琮琮般的酣暢悠揚。錢、楊相識於清華，兩位才華橫溢的校園明星互相吸引，畢業後便馬上成婚，婚後一起赴英、法進修。楊絳先生在英國牛津誕下女兒錢瑗，那一年，她廿六歲。

年輕時的楊絳先生並不算是一名美人，她的眉眼細長、鼻尖唇薄，身材瘦削，具東方女子的媚態，加上學的是外語，她的與眾不同是難以掩蓋的。即使滿肚子的洋墨水，楊絳先生的家庭觀念極重。婚後育有一女的楊絳先生以家庭為重，這也是為何她成名在先，但後人似乎先知道錢鍾書然後才認識她的原因。願意為了心愛的人隱身在日光陰影之下的温柔女子，我曾經認識一個。

論文思和學問，楊絳先生並不輸她丈夫。楊絳先生學富五車，而且精通英、俄雙語。後來，她一邊持家一邊自學西班牙語，在文革前後獨力把西班牙文學瑰寶，塞萬提斯的《唐吉訶德》翻譯成中文。這項翻譯工程的艱巨，文學史上似乎沒有給予楊絳先生合理的稱頌，然而，錢鍾書的《圍城》卻在華文界無人不曉。

談到楊絳先生的創作，不得不拿出那本八十後凡觸碰文學，家中必定供奉着的《我們仨》。這本書，不失為走進錢氏精英家庭的一把鑰匙。楊絳先生在書裏用最堅定和温柔的筆觸，在紙上從容地寫下三口子的悠悠往事。那種回首昔日的美好與舉家團圓的幸福，讓人無不動容和心酸。因為執筆之時，楊絳先生已年過九十，丈夫和女兒早已從她身邊消失了六年餘。

楊絳先生離世前每天堅持寫作，更把丈夫的創作重新梳理，出版成冊，這份對文學堅定不移的熱情，對愛人的長久敬慕，都是我尊敬她的原因。人的生命再長不過百年，文人能以文字留芳，得享雋永，實在是從文最幸福的事。

在敲打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我想起了另一位年將近百的文人，定居香港太古城的劉以鬯先生。

註：楊絳先生原名為楊季康。小時候因為家人嘴快，把她的名「季康」（jikang）念成了「絳」（jiang）（粵音「降」），後來她把這則小玩笑挪作筆名，沿用至今，想來是個極愛家庭的温柔婦女。